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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有大美

 【发布日期:2017-08-17】 【字号: 】  【关闭此页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到底什么是中华美学精神?如何提炼、概括其精髓?中国传统美学博大精深,内涵丰厚,对其精神实质的认识则是见仁见智。从不同角度、侧面去探究,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中华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几千年的文明积淀下来,可以继承发扬、在新世纪进行“转化性创造”的思想和精神财富车载斗量。笔者以为,要理解“中华美学精神”,必须联系整个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审美文化。它把整个宇宙自然和人世社会看成一个生机勃勃、气韵生动、充满生命和情感的世界,一个“大美”与“大善”的世界,人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参天地,赞化育”,与天地万物齐一,在精神上、心灵上达到高度超越而具有现实精神的境界。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审美特质决定了广义上的“审美”是其本质。也就是说,中华美学精神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

  理解中华美学精神,得从中国人看待宇宙自然的宇宙观和看待人生社会的人生观层面,来探寻其最根本的特质

  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审美文化,中国传统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美学理论。反之,中国传统美学是一种哲学一种人生观。因此,理解中华美学精神,不得不“从头讲起”,从中国人看待宇宙自然的宇宙观和看待人生社会的人生观层面,来探寻其最根本的特质。

  如前辈学人所指出的,中国古代哲学对于“本体”的思考和感悟是此世的、现世的。中国哲学是“一个世界”的哲学。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文化那样与此岸分离的彼岸世界。形而上就在形而下之中,超越就在现世之中,彼岸就在此岸之中。古人以“天人合一”的观念建构了包括宇宙、自然、社会和个体的人在内的“天人图式”,社会和人世受自然宇宙的影响、控制和决定,即由“天道”所决定。“天道”的“天”是某种自然性的规律、法则,它有着不可抗拒的神圣性;另一方面,人的行为、德行、人格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又可以对“天道”有所影响、改变。好的行为感动“上苍”,降下甘霖或出现某种“祥瑞之兆”;而恶行则招致“天怒人怨”,上天降下灾祸对人予以惩罚。因此,“天”与“人”是交会感应的,宇宙非冰冷的物理存在,而是充满生机情韵的有情世界。

  在这样一个有情的世界中,人便是要以自己充满主动精神的实践作为去迎合并体现和展示出“天道”。正因如此,人可以“参天地,赞化育”,地位崇高。人的主体性一直得到高度强调,特别是在儒家思想中,积极入世,建功立业,从来就是主流。当然,不仅是要建立功业,德行也更是儒学所强调的。但无论道德或是功业,都有一种积极乐观的精神,一种“乐学”“乐生”“乐活”“乐道”的精神,也就是以一种审美精神作为底蕴或基础。所谓“孔颜乐处”,是强调在任何境遇之下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乐”。孔子言,“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便是一种“乐生”精神。而孔子最为称道的学生颜回,生活拮据,饮食简单,身居陋巷,别人都替他难过,他却“不改其乐”。这里,苦依然是苦,并非以苦为乐,而是身处苦中,却有一种内在精神支撑,以至于处于困苦之境依然能够真心悦乐。

  这种“乐学”“乐道”“乐生”精神背后,便是一种有情宇宙观的支持。

  在中国古人看来,世界由阴阳两极对立统一运动变化而生成,阴阳五行周流圆转,生生不息,相生相克而成万物。古人讲“道”,以道作为世界“本体”“本源”——老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但“道”并不在世界之外、之上,而是就在世界之中,甚至就是世界本身。所以“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庄子认为,道是“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然则道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既是世界的又是超越的。

  中国哲学所言的这种物质性的世界并非物理事实的世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质世界。这个世界固然是物质的,却并非冷冰冰的物理现象,也不是在人之外、之上,支配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相反,这个物质世界与人之间有一种精神、情感或心灵上的互通互感。天地有德、有情、有信,在活泼昂然之中蕴藏着无限的生机。此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是也。因而它也是一个美的世界。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在庄子这里,世界的三个维度——空间、时间和运动着的物质都有了情:从空间看,宇宙空间所组成的“天地”是一个生机流转、大美俨然的世界,天地有大美,却无言自在,如王维诗曰:“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芙蓉开在山中,花红花落,有情有信,却并不张扬言语。因此,这与西方“太初有言”完全不同。大美不言,自在充盈。从时间看,正因为天地有情而无限,世界才可以从无而为有,所谓“有无相生”“有生于无”是也。宇宙无限,而人生却短暂而有限,人才有那么多形而上之感喟叹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才可以“为天地立心”,可以化瞬间为永恒。有了充溢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有成理而不说的宇宙世界,人才会创造与自然世界共感和鸣的“曾点气象”,才会体会“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大美无言之境界。

  经过种种艰苦的修养和提炼,日常生活具备了审美化、精神化,甚至神圣化的可能性

  既然形而上的追求都只是在此世、此岸实现,既然世界只有一个,没有像西方那样分割为现象与本质、此岸与彼岸两个有着巨大鸿沟的方面,则对于中国人来说,生存的意义和目标便也就在此世、此岸,就在生活的当下过程中。

  每个个体都生活在当下,因此,人生的目标、意义、价值也就在当下。但是,另一方面,当下的生活是短暂的。人生苦短,生命有限,如何能抓住有限的生命,使之超越短暂,达于永恒的无限之境,也是每一个人所关心的。

  中国人的超越观是通过身心两方面实现的,一方面是肉体生命的延续,即家族的繁衍、绵延,另一方面通过树立德行、建功立业、著书立说,从而创造出能够长存于世的精神价值,在肉体死亡腐朽之后把精神留存于世,并传之后代,即所谓“流芳百世”。

  对于当时当下的人生,中国人的态度是洒脱逍遥,通过暂时超脱日常生活的庸碌状态而达于心灵的自由境界。换句话说,中国人的生存观是一种现世的逍遥观。所谓“曾点气象”,如朱熹所言,便是“不规规于”具体的日常事务,把自己从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在与自然山水的亲近、体认之中,达于胸次悠然、气韵周流、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境界。这既是一种“不关心的满足的艺术精神”(徐复观语)境界,也是一种道德上的完满自足、人格达于极致、从而能够体认宇宙自然之“本真”特质的心灵境界。它既在世又出世,既疏离又关心,既是个体生命向自然的体察,也是在自然之中建立的一种新的社会关系。

  在这一点上,儒家与道家的差别并不是那么巨大。众所周知,庄子的逍遥游境界便是一种“无待”之境。所谓无待,即无所期待、无所牵挂、无所持守。《逍遥游》里的大鹏,由于体量巨大,活动范围也极其广大,因此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崇高感,气势磅礴的压迫感。“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即便如此崇高巨大、动人心魄的大鹏,在庄子那里也未达于最高的境界,因为它仍然“有所待”。在庄子看来,真正的逍遥游是一种“无待”的境界,这是一种超越了经验世界、只能以理性去把握的境界。但这种理性并非西方哲学意义的纯粹理性,而是积淀了感性情感和想象的理性,因而更接近于现代所谓审美直觉或审美判断。这种“无待”之境,一方面包含并超越了大鹏的崇高、博大、雄浑,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深沉的人生智慧,能够审时度势。就像庄子笔下那“无用之用”的大树。大树在惠施看来大而无用。但庄子却由这种“无用”之中发现了巨大之“用”:“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如此一来,大树之用便成为一种超越具体日常生活,即不再“规规于事”的审美之用,而大树也成为逍遥游世、自由超越的审美意象。

  生活大多是现实的、世俗的、物质性的、平凡的,很多时候是具体而琐碎的。但是,在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之中,中国人还是登山临水以遣怀,画船听雨而逸兴,在杨柳弯月下歌诗,于雪落无声处赏景,以这些暂时脱离日常生活的行为求得一种对日常生活的“疏离”,从而寻求一种现世的精神自由与超越,使平庸的、琐屑的日常生活又具备了超越的可能性。就在种种日常生活的烦琐之中悟得本体,在各种纷扰缭乱的世俗行为中求证大道,亦即禅宗所言“平常心是道心”,担水砍柴无不是“道”。经过种种艰苦的修养和提炼,日常生活具备了审美化、精神化、甚至神圣化的可能性。(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美学研究室主任,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徐碧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