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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新时代:中国之治是"四个自信"最充分的依据

 【发布日期:2019-09-30】 【字号: 】  【关闭此页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续沿着党和人民开辟的正确道路前进,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加强制度宣传教育,特别是要加强对青少年的制度教育,讲好中国制度故事,引导人们充分认识我们已经走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之路。”

回望过去,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展望未来,我们有自信创造更多的中国奇迹。我们的自信源自哪里,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为什么具有强大优势,新时代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围绕这些问题,本期栏目邀请多位专家学者,为我们分析解答。

本期嘉宾

张维为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欧阳康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

李德顺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陈曙光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唐洲雁 湘潭大学特聘教授、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主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凝聚了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因此具有强大的感召力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出发,逐渐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几十年来的发展成就证明,中国道路具有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在您看来,之所以具有生机与活力的原因在哪?

张维为:一个是坚持“实践理性”,坚持实事求是,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实践理性”的态度,使中国成功避免了认为西方民主模式可以解决中国所有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政治浪漫主义,也成功避免了认为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可以解决中国所有经济问题的经济浪漫主义。另一个是我们的民本主义导向。民生为本是中国人数千年治国的古训。我们叫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它把人民当作国家的基石,把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当成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看作“民心向背”的关键所在。这个民本主义模式意味着我们不允许政治机器空转。还有就是坚持综合创新,避免简单照搬。综合创新能力较强,是中国道路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原因。历史上,中华文明从世界不同文明中汲取了丰富养分。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选择地学习国外各个方面的经验。但总体上看,我们没有简单照搬外国的经验,而是综合了外国的经验,并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了创新。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好经验,但一定会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欧阳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始终具有活力,在于中国道路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又创新发展了社会主义。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国道路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它所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绝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原样再现,而是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了创造性发展。

在于我们的道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我们既超越了历史虚无主义,也超越了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把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内生动力。

在于我们不断向西方发达国家借鉴现代化发展的有益经验,汲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同时在现代化问题上坚持自主创新,决不生搬硬套。

中国故事、中国奇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深厚的基础、最充分的根据

记者: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在您看来,我们的这种理论自信源自哪里?

李德顺:我们凭什么能有理论自信?一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科学真理,是值得自信的。一方面,对真理的追求必须以事实根据为基础,也就是要做到实事求是。而马克思坚守科学的彻底性,它的唯一目标是追求真理。另一方面,在价值取向和价值立场上马克思的理论不是为任何人或团体谋取私自特权,而是致力于为人类谋幸福。二是我们党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从我国国情出发,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衡量标准,而不是以别人的模式来衡量,我们的理论是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是值得自信的。

陈曙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实践中建构起来的,逻辑起点是中国问题,研究对象是“中国样本”,中国故事、中国奇迹构成了这一理论体系最深厚的基础、最充分的根据。我们的理论体系有着强大的实践基础,同时也被实践证明,这一理论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是能够指导中国实践走向成功的科学理论。此外,我们也在根据时代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理论体系,不断自我完善、与时俱进,不断吸收借鉴有益的人类文明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具有开放性的理论,而不是保守僵化的理论,因而能够指导我们取得新的成功。

“中国之治”的背后,是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制度优势

记者: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建立起保证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制度。在您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突出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使中国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佼佼者。

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有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这使中国这艘巨轮迎风破浪一路向前。

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力求通过市场经济取得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同时通过社会主义来保证最大限度的公平正义。正是这个模式创造了中国迅速崛起、绝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改善的奇迹。

在社会治理模式方面。中国实现了空前的社会稳定,建立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形成以党政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治理模式。

“中国之治”的背后,是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制度优势。这既有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基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红色基因,也有对世界其他文明的借鉴。

陈曙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鲜明的比较优势,是新中国70年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关键密码。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有效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克服不同党派和利益集团相互倾轧和掣肘的弊端,避免为反对而反对的“极化”政治和“否决政体”。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办成了许多别国办不了的大事。随着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不断推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仍然大有用武之地。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制定长远发展规划,保持大政方针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使今天的事业与明天的事业相衔接,当前的利益同长远的利益相结合,局部的利益同整体的利益相一致。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之所以走得快,改革开放事业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与中国共产党人一届接着一届干,一代接着一代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是分不开的。

再次,中国的培养选拔机制也有优势,中国各层级领导团队的选拔有一套严密的规则,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比如注重基层经验和多层级历练,不受财团的牵制、民粹的裹挟、演技的忽悠,可以避免选出富豪代言人、民粹领导人或平庸政客。

还有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净化的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持续推进自我革命,以自我革命带动社会革命,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通过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走好自己的路,在新的高度上实现新的文化自立自强

记者: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新时代,我们应当如何更好地理解和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

张维为:我们讲的文化自信,一个重要部分是恢复对传统文化的自信。随着中国的崛起,大家越来越看到传统文化的价值。

比如,中国拒绝西方的对抗性政治,强调不同利益之间的共同之处,中国人普遍还是认为用“和谐中道”“和而不同”这个理念治理庞大而错综复杂的社会更好,可以有效化解社会迅速变革带来的各种矛盾。中国整体的治理水平远远超过别的国家,因为中国政治文化中有“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理念。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和整体主义,表现出多元一体的思想格局。我们今天的一些观点和理论,很多都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比如说“与时俱进”,就源于《周易》的“与时偕行”,“和谐社会”概念源于《周易》的“太和”,还有许许多多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国发展至今日,我们应该确立自己作为“文明型国家”的文化自信。

李德顺:文化上的所谓“特色”和“优势”,看上去似乎是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比较中显现出来的,其实却是来自文化的主体性,其根基在于其主体本身的存在。

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之所以能够缔造灿烂的中华文明,关键在于逐步形成了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化因此有了自己的整体面貌和鲜明特色。突出特征表现为每个民族和个人“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与整个文化体系“厚德载物”的宏伟气质之间的和谐统一。几千年来,这种精神作为无形的文化底蕴和活力资源,被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自觉不自觉地保持和发扬起来,至今仍然生机勃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起着凝聚和维系中华各民族精神生命和力量的作用,是中华民族不断成长壮大,屡经磨难而终不溃散,并能奋起振兴的最强大的动力。

新时代,我们需要更好地调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势,再创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记者:今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即将召开。会议的一项议程是研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您看来,新时代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欧阳康: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治国理政方面成效显著、成果丰硕。我们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熟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下一步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推进。

一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更好发挥中央和各级组织在战略设计和宏观布局方面的引领作用,并对各方面的权力机构的分布加以调整、充实和完善,使得我们的组织机构能够更加科学合理、更加严密、更加高效。二是要对已经形成的组织机构的功能进行磨合,要处理好各个不同行业层次之间的连接点、交汇点,消除摩擦点,增强融汇点。三是将国家治理体系的机构完善和功能调试从上往下推移,贯穿到总体体系的局部和边缘,推到乡镇基层。四是要把我们的国家监察体系作为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融入到所有的权力分布体系,实现对于公权力监督全覆盖,确保治理体系的合理有效和良性健康运行。

唐洲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完成,要在新起点上进一步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是聚焦问题、实事求是。着眼于解决国家治理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大胆探索,从群众最关注的问题改起,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进一步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二是全面部署、整体推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以战略思维谋全局,以辩证思维解难题,以创新思维增活力,以法治思维图善治,以底线思维定边界,以系统思维明部署。三是加强督促、狠抓落实。改革争在朝夕,落实难在方寸。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狠抓落实,把中央的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地落实下去。领导干部必须既当改革的促进派,又当改革的实干家,把责任压实、要求提实、考核抓实。(王雅婧 整理)